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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4月16日

四郎丁增:没有党和政府,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

四郎丁增为患者把脉诊疗

本报记者 边巴央吉

1959年,9岁的他是三大领主的“差巴”,每天为地主放牛放马;

1964年,14岁的他第一次选派至昌都卫生院学习,成为昌都第二批乡村卫生培训班学生;

1968年,18岁的他参军,成为西藏军区独立第四团一名团卫生队的助理军医;

1982年,32岁的他先后到北京、武汉等地进修,成为全区第一批B超医生;

1988年,担任昌都市人民医院功能科主任、主治医生,直到2006年退休。

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,四郎丁增从“差巴”到当家作主,从一无所有到丰衣足食,从放牛娃到主治医师,70岁的他,亲身见证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同时也见证了昌都医疗卫生事业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“医生,您好!”

“医生,您不是退休了吗?怎么还到医院上班?”

……

4月9日上午,市人民医院,退休医师四郎丁增跟同事相互问候后开始了他的工作。

“那时候,身为农奴的我们根本没有就医的条件,哪像现在,医疗技术设备这么好,中医、西医都有,而且医疗费也可以报销,相差太大了,没法跟60年前作比较。” 谈起民主改革的变化,四郎丁增老人感慨万千 。 (下转二版)

(上接一版) “民主改革前,我们家里有5口人,都是地主家里的‘差巴’。记得那时候,每天早上天没亮时,我母亲就要到地里干农活,如果晚一点就被地主毒打一顿。而我年纪小,就让我放牛放羊,有时候还帮他们带小孩,喂饭。”四郎丁增回忆往事,双眼满含泪水地说:“因家里条件差,吃不饱穿不暖,负担重,母亲还忍痛割爱让哥哥到寺庙里当喇嘛。”

在旧西藏,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,农奴主阶级掌握着西藏的政权,剥夺了农奴的一切权利,农奴在经济上受剥削,在政治上受压迫,在身体上受折磨,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。

“我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,更何况是看病治病……”四郎丁增声音颤抖地说,“一是男尊女卑,二是因农奴身份,村里的女人生孩子都只能在牛棚里生。那年,我妈就是在牛棚里生的弟弟,不光没有就医的条件,而且没有休息时间,身体还没恢复好,就要到地里去干活。”

在上世纪50年代,昌都没有一所现代医疗卫生机构,天花、霍乱、伤寒、破伤风等疾病流行,孕产妇绝大多数都在家里生孩子,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高居不下,人均寿命也只有35.5岁。

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风拂遍藏东大地,历史的崭新一页就此掀开,西藏百万农奴得到了自由,分到了房屋、土地、牛羊,四郎丁增还走进了学堂。

1964年,他被选派至昌都卫生院求学,成为昌都第二批乡村卫生培训班学生,开始了他的从医之路;1968年,他参军,成为西藏军区独立第四团一名团卫生队的助理军医;1975年,退兵后分配至昌都市人民医院;1988年担任昌都市人民医院功能科主任、主治医师,直到2006年退休。

“1982年,我在北京进修时,老师教我们打B超。当得知先进的医疗设备能更多更好地为人治病时,我特别想引进到我们医院。于是,回昌都后,我特地向领导请示并请求政府帮助。政府特别支持,马上为我们批了经费。就这样,我很荣幸成为全区第一批会打B超的医生。”四郎丁增说起那年的事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“小时候我没有上过一天的学,是党和政府,多次给我学习培训的机会,为我搭建最好的学习平台,让我学习文化知识和医疗技术。”四郎丁增坚定地说,“没有党和政府,没有民主改革,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”

60年风雨兼程,60年沧桑巨变。如今的四郎丁增住在昌都市马草坝天使花园的小区里,建筑面积有140多平方米,享受着养老、医保等惠民政策,而且每月有近1万元的退休工资,过着安稳、幸福的生活。

“下一步,我准备到卡若区日通藏药厂工作,继续发挥余热,回报社会,为更多患者提供服务。”说起未来的生活,四郎丁增坚定地说:“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,是党和政府给了我幸福生活,现在我要以实际行动回报党和政府,更加坚定地听党话,跟党走。”